調查：「工作與生活平衡」首超薪酬 成香港僱員選擇僱主首要條件
一項覆蓋2,500名香港僱員及求職者的調查顯示，「良好的工作與生活平衡」首次取代「具競爭力的薪酬福利」，成為香港僱員衡量理想僱主的首要條件。
與此同時，儘管實際轉工比率已連續三年下降，仍有近三成受訪者表示有意離開現職，反映職場中存在一股「想走但未走」的隱性張力。
由全球人力資源服務商任仕達(Randstad) 委託市場調研機構 Kantar 進行的《2026年 Randstad Employer Brand Research》於今年1月完成，全球訪問逾16.6萬名受訪者及4,300家企業，香港區則有2,500名年齡介乎18至64歲的僱員及求職者參與。
工作與生活平衡升至榜首 佔比達56%
調查數據顯示，56%的香港受訪者將「良好的工作與生活平衡」列為理想僱主的首要條件，較去年上升6個百分點；「薪酬與福利」則以52% 居第二。
報告分析指，這一變化與宏觀經濟環境及企業內部調整有關。職位空缺減少促使僱員傾向留守現職；與此同時，企業日益依賴數碼工具及自動化以提升效率，導致團隊人手精簡，在職員工需承擔更大工作量。報告形容，這種「以少做多」的壓力正引發廣泛的職業倦怠，令工作與生活平衡從「附加福利」轉變為僱員眼中的「基本需求」。
僱員重視具體制度 「支援型領導及文化」排名末位
調查進一步列出僱員認為促進工作與生活平衡的關鍵元素。排名最高的為「良好的工作環境」（48%），其次為「合理的工作量及期望」（44%）及「靈活的工作安排」（42%）。「健康及福祉支援」（33%）、「休假及恢復時間」（31%）及「便捷的工作接觸」（28%）分列其後。
「支援型領導及文化」僅錄得23%，在所有選項中排名最低。數據反映，香港僱員更重視可量化、可執行的制度安排，而非抽象的文化承諾。
世代差異明顯：Z世代求成長 X世代重財務保障
調查按世代拆解後，呈現出不同年齡層的顯著差異。
Z世代（1997至2012年出生）中，35%將「個人成長與自我實現」列為工作與生活平衡的關鍵元素，比例高於年長世代，同時最重視靈活工作安排。在職業保障方面，44%的Z世代透過「學習發展及可僱用性」尋求安全感。
千禧世代（1981至1996年出生）及X世代（1965至1980年出生）更著重「健康及福祉支援」（32%），並強調合理工作量。千禧世代中42%重視「工作表現認可及職業延續性」；X世代中41%要求「公平一致的僱傭實務」。此外，77%的X世代高度重視退休及財務保障相關的附加福利，與工作與生活平衡類福利並列同等重要。
轉工率降至21% 但薪酬落差成隱患
調查錄得的實際轉工比率由2025年的23%降至2026年的21%，但同期有30%受訪者表示有跳槽意向。報告將此現象稱為「job hugging」（職場抱抱），即僱員並非出於滿足而留任，而是基於外部市場風險的務實考量。
在已決定離職的受訪者中，主要驅動因素依次為：改善工作與生活平衡、薪酬過低（38%列為首要原因）、缺乏職業發展機會、管理層關係欠佳，以及負面的職場環境。
報告特別指出，「薪酬福利」在僱員期望中排名第二，但在僱主實際表現評估中僅列第七，存在顯著的期望與現實落差。
職業保障感繫於薪酬可靠性 六成六受訪者視為首要因素
在「職業保障」的構成要素中，66%受訪者認為「可靠的薪酬及福利」是建立保障感的最主要因素，遠超「機構財務穩健度」（48%）及「表現認可與職業延續性」（41%）。
報告分析認為，在經濟前景不明朗的背景下，僱員正從關注空泛承諾轉向尋求可見的保障指標，包括穩定薪酬、企業財務韌性及管理層的透明溝通。
求職渠道：AI使用率僅8% 人際互動仍是關鍵
在招聘渠道方面，「招聘中介機構」為僅次於「求職網站」的第二大求職渠道，使用率達37%。AI應用程式（如 Gemini、ChatGPT、Copilot）的使用率僅為8%。
Z世代是AI求職工具的主要使用群體，12%曾透過AI搜尋工作機會。然而，同一世代對面對面接觸的重視度亦最高——68%的Z世代認為在求職過程中與真人接觸「極其重要」，高於千禧世代（62%）及X世代（60%）。
報告據此指出，AI目前在招聘流程中主要擔當輔助角色，協助擴展觸及範圍，但最終促成聘用決定的仍是人際間的信任與互動。
任仕達大中華區及東南亞董事總經理孫嫣嫣 (Natellie Sun) 表示：「2026年調研結果顯示，儘管工作生活平衡依舊是職場人的首要考量，但職業發展機會在六年內首次躋身EVP前五。即時回報與日常職場體驗依然備受重視，但我們觀察到一個明顯轉變：香港職場人在面對職業規劃時，正採取更長遠、更具策略性的思維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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